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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白世界掌门人王汝南:特殊岁月的围棋之路

浏览次数:137次 发布时间:2018-1-4

  (来源:浦江围棋)

人物档案:

王汝南,1946年,安徽合肥人。中国著名围棋运动员。1960年开始学棋,1964年,中国个人赛获第五名。1964年2月晋升为二段。1966、1973年,中国围棋个人赛获第四名。1975年,全运会围棋个人赛第二名。1979年,全运会围棋个人赛第三名。1982年晋升为八段。1990年3月担任国家体委棋牌办公室副主任,2002年12月担任中国象棋协会主席。历任中日友好围棋会馆馆长,中国棋院副院长、院长,中国围棋协会主席。著有《弈坛争霸三十年》《攻防指南》《玄玄棋经新解》等。

一、安徽与围棋

何云波(以下简称何):王老,是这样的,我现在在做《围棋口述史》。在做围棋史的过程中,我发现20世纪的围棋史,特别是民国时候的围棋史,现在的资料是最缺乏的,因为那一代人都已经过世了,当代呢,好在不少人还健在。所以我就特别想把他们的围棋经历记录下来。这个口述史本身应该是围棋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资料。

王汝南(以下简称王):是的,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。

何:正好您也是中国围棋半个多世纪的见证人,同时又当过中国棋院的院长,应该说见证了中国围棋的历史的很多东西)。首先我想请问一下您的家庭背景以及最初接触围棋的情况。

王:我因为那个时候在合肥七中上学,我老家是安徽的合肥市边上的一个的县叫肥东县,先在农村生活过几年,后来呢就到了合肥

何:父母亲是干什么的?

王:父亲是搞财务的,母亲没有正式的工作,父亲就是机关的财务人员。我那个时候在合肥七中上学,刚到合肥呢,是在龙岗小学,后来就到了合肥七中。那时正是58年 “大炼钢铁”,刚开始是在合肥四中,大概在那里待了半年不到,我父亲就从那个原来的治淮委员会的,调到省建设厅工作。可能安徽的治淮委员会跟那个省建设厅合到一块,建设厅离合肥七中比较近,我就从四中到了七中。在合肥四中的同学我不记得了,虽然合肥四中他们后来还讲王汝南在那上过学,他们那个讲,我就想到是,他们讲的是对的。但上学主要是在合肥七中,上的时间也不是很长,上到初一半个学期,初二一个学期,然后初三一个学期,差不多就是这样。

何:那接触围棋是什么时候?

王:接触围棋就是到了60年了,我是在初中三年级的时候。当时安徽的省委书记叫曾希圣,那人是新四军的,曾经还当过毛主席秘书,解放后就主持安徽,这个作风肯定是比较强硬吧,因为都是军队打仗出来的。他对围棋这个东西啊,陈毅老总喜欢围棋,因此新四军出来的对围棋呢,至少是很理解,也说不上,我没怎么看他下过,肯定是懂一点。那时候60年之前,59年中日之间就开始交往。陈老总和日本当时的对华算是友好派的,促进日中交流的国会议员叫村松谦三,那个人呢在自民党里边可能还是有影响的政治家吧,那时候中日之间虽然没有邦交,但是呢,他已经到中国来访问,因为那之前,中国有以廖承志、高崎达之助他们两个人的名义搞的日中备忘录,主要就是经济交流的备忘录。

何:您自己是怎么学棋的?

王:当时的背景就是,因为日中交流开始,跟他们一接触发现差距很大,所以陈老总跟周总理在上海开会,那肯定是在底下闲聊,闲聊的时候就讲,围棋现在跟日本差距挺大的,那这个就得培养一代小孩子,那时候社会上少儿比赛不仅没有,少儿基本找不到什么会下棋的人,上海可能有家长会下的,很少,其他都不好找。安徽当时对围棋还比较重视,因为我们以前的教练叫黄永吉,他在全国在59年就前三名的样子,后来60年还拿过冠军的。所以安徽的围棋还是比较受重视,因为也有几个老干部因为是新四军的,安徽的干部新四军多嘛,有一些老干部也爱好围棋。所以安徽已经在60年的时候已经有专业队了,省体委有棋队了。所以就开始在青少年里面搞这个培训,那个时候培训呢,它不像现在,因为他没有基础啊,老百姓都不知道,大部分人不会下围棋。所以就通过体育部门,各个地方体委发一个通知,全省的,外地也有的,就要搞这个暑假培训班。那个时候三年自然灾害,经济很困难,老百姓吃饭都成问题。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好的名义,省里办的,肯定留有经费,于是好像是合肥九中吧,在那边搞省里的培训,因为那时候住的也简单,夏天,小孩子也容易,就在那九中,在那吃还在那住嘛,因为好多外地来的,在那培训。

我呢是因为,我们那个老师姓朱,叫朱茂堂,他正好是合肥七中的体育教研组组长。也是偶然,因为合肥市那么多中学,即使在教研组那也不一定正好就通知到他,不知怎么就通知到他了。他呢知道我会下象棋,因为那个培训呢,一般老师当时围棋、象棋都分不清,反正是下棋。所以呢他就觉得,那个时候提倡勤工俭学,就是年岁稍大一点的,身体好一点去勤工俭学。我呢,老师就讲你勤工俭学不了,年龄也偏小一点,个子又更偏小一点,你这身体又不壮,所以他知道你干不了别的,他就想哎,你象棋还下得不错,那时候在学校里面经常下象棋玩嘛,其实水平也不高,但在小孩里面可能下得还算行,老师认为你象棋还下得可以,所以他就让我去训练。那时候我的动机反正是压根没什么,老师叫去就去嘛,还管饭,那不挺好嘛。就去了。去的那时候对围棋一点儿都不了解。所以去报名的时候,就按通知在那报。一报名,那个老师管登记的叫史家铸,是省棋队的,他就问你家庭情,住哪儿,父亲叫什么。我报家住哪儿,父亲叫什么,他一听,“哎哟,你爸是我的朋友。”就说“你别下象棋,下围棋好,有意思,将来还会有国际交往。”其实我当时寻思拉倒吧,会都不会,还国际交往。就是想的他是我爸的朋友,又是老师嘛,那时候小总讲要听话嘛,就是因为这个就报了围棋班。围棋班的学员都是初学。那就从入门开始,大概暑假上了一段,一个月不到一点。那一个月,好的地方呢就是它集中,上午下午的都在训练。一个多月训练下来其实水平大概也很低。以我后来回忆啊,我估计被老师让16到20个子的样子,但肯定是入门了,规则怎么下的搞清楚了。

在那个班里呢,他们在上初一,那我呢已经上初三了,所以我后来回忆呢,可能是理解能力会比他们稍强一点,他们有的比我可能小一点,有的跟我差不多,但是呢,可能理解要差一点。我呢,围棋是不会,象棋会下一点,多少对学围棋有点帮助。所以这个20 多天培训完了,在省里有一个比赛,这边办培训,那边就举办比赛,青少年比赛,它这两个衔接,因为怕办比赛没人来参加,所以他就先培训,培训完了,紧接着就教你搞这个省的青少年围棋比赛。因为青少年,有三个是青年,大概有个十七八岁的样子。那三个人家有家传的学围棋的时间可能长一些,那三个人厉害,前三名是他们。少年以下的就是我们训练班的这些人,训练班的这些人呢,我比他们稍稍的好一点,所以省青少年比赛完了,我就获第四名。虽然是第四名,但是在少年里边,就算名次好的。后来这个比赛完了就回去上学了,这中间又搁置了。但是那一年全国比赛在北京搞,也是为了提倡青少年的围棋活动,所以在这个全国比赛的同时举办一个少年围棋的表演赛,不叫正式比赛。参加的是大概是全国比赛上一年是前六名的那些单位。我们那老师因为都是前六名,所以安徽是有名额,可以报一男一女。那个时候呢,天津有一个叫王玉才,拿了冠军。还有两个女的,我在那个里边实质上只比我们安徽参加的那个女的强,上海一个女的呢,叫徐人静,她爸爸是上海围棋月刊的老编辑,叫徐润周,这个人实际上文化素养是相当高的,围棋水平呢我没跟他下过,但是一直编那个围棋杂志,据说后来他有好多藏书都捐给上海棋社。他的女儿,当时感觉水平肯定不比我差。整个比赛打完了她输给我了,是有一个明显的漏洞,给我抓着了,这个我印象很深。输给我了还哭了一回,为什么哭呢?她输给别人不比输给我,她就觉得输得冤枉。所以我那个第六名其实严格来讲都不一定够得上,但它是个鼓励嘛,虽然是表演赛,你打个第六名,都发你奖状的,鼓励嘛,所以颁发全国前六名的奖状。那安徽参赛,总是报喜不报忧嘛,就报回去我们参加少年表演赛获得第六名。《合肥晚报》一登,他不讲多少人参赛,他就讲我们这是谁谁谁,所以回到学校老师还挺高兴,你这个训练也没动静,你看你就能到北京。

何:人家说神童哈。

王:你能上北京,在60年代那个时候你能上北京,难得啊!其实那个时候对围棋严格上来讲自己没有多少认识,也没多大的兴趣。

回来以后,安徽队真下本,省里因为领导支持嘛,所以接着就调一部分人到省里去训练,就调到体工队。因为找不到人啊,那我还参加过比赛啊。所以60年11月底就跟我家联络了,就说要调我到运动队去。其实那个时候对运动队也没有什么认识,我肯定就不想去嘛,父母也觉得这么小就不上学,在那个年代还是觉得上学是正道。所以我就很犹豫。这时呢,我爸爸有个同事,他是大学毕业生,大概40岁可能不到一点,他就竭力地动员,说我上学了,我大学毕业,也就这样,对吧。当个小职员也就是这样。所以他就说,国家现在调你,运动队给你管吃管住管穿,正好也是60年生活紧张,家里供应的粮食都不够,那时候知道运动队的伙食好。我因为上学上得比较早,他就动员就说你去到运动队待两年,如果觉得不行,回来上学还来得及,对吧。就是出于这个考虑就到了运动队。但是到运动队呢,还有一些从阜阳地区来的,就像现在的朱宝训他们,大概有十几个孩子吧,有是培训的,有调进来的,也有女的。训练以后就不一样了,就打棋谱啦,下棋啦,老师也指导啦。那个时候,黄永吉虽然说是老师呢,但是因为他成绩好,他顾不上我们,他不会来教的。实际上是一个叫史家铸,还有一个专门从社会上请一个叫王太璞的,临时借进来。那个人很热心的,在合肥一直教棋的很热心的。但是呢因为他的家族过去是有问题的,所以解放后他就没有正式工作了,做一点小的营生,然后呢就教教棋之类的。但到运动队那时候很讲究这个嘛,所以他没有调进来当教练,就是聘进来的,教小孩子。还有一个是叫朱金兆的,那个人是比史家铸老师还强一点,他们带得多一点。

那个时候除了训练,还一面灌输一些,你到运动队来干什么的,怎么样学习,将来跟日本人怎么样交流这些东西。十几个孩子,总是我表现得好一点。孩子的学习很重要就是个鼓励嘛,一旦有个事情,老师觉得你最好,大家对你还得特别的照顾一点,所以学习的兴趣、动力相对比他们又会更好一点。所以在这个省棋队的培训过程当中,逐步地培养了对围棋的感情。因为围棋趣味变化很多,再加上我赢的也多,所以兴趣大一点,用功的程度也好一点。后来就到了61年的时候,老师还带着我去外地像上海交流啊什么的,慢慢地,所谓的专业思想就巩固了。

二、北京:新的起点


王汝南在中南大学讲座,何云波主持

何:去北京是什么时候?

王:到北京集训是已经1963年初了,那个时候61年、62年都有过临时的集训,就是为了中日交流。63年这个也是临时集训,但是63年这个集训已经有点特殊,国家体委就准备建立一个网球队和围棋队,贺龙元帅那个时候任国家体委的主任,体育那个时候很重要一个是为外交服务,所以每年都会请陈老总到体委来做这个外交方面的报告,其他那时候出国都出不了,很难有几个出国的,所以体育和外交算是联系得比较紧密。陈老总和贺龙关系也挺好,陈老总支持嘛,所以就准备成立国家围棋队。

实质上在62年就在北京举办了正式的少年围棋比赛,60年是表演赛,62年实际上是第一次全国性的。但是62年那个全国性围棋比赛名义上叫“全国六城市少儿围棋比赛”,实际上就代表全国六个最好的地方城市参赛了,像华以刚、聂卫平,这些都是那时候比赛的,上海还有范九林。它分三个组,一个少年组,一个儿童组,一个女子组。都是为了鼓励嘛,名次就多嘛。我后来打的是少年组冠军,儿童组冠军好像是范九林,女子组冠军是我们安徽的吴传穗。我们安徽参赛主要有个好处就是我们已经专业训练了,集中训练了,毛病是什么呢,因为我们到社会上下得不太多,关起门来训练。

外地的人他们像华以刚也参赛了,上海毕竟是大城市,培养孩子搞集训,虽然不是专业队但是人多嘛,有这个好处,在这里面磨练。华以刚后来打了一个第三名,姜国震是第二名,就是后来浙江队的教练;儿童组聂卫平是第三名。那个时候就在北京体育馆比赛,陈老总先后起码来看了有三四趟,就表示推动,陈老总一方面当然是高兴,一方面是喜欢,一方面也是推动。陈老总看棋的照片有两张,后来流传很广的,是我跟华以刚下棋那张,大概因为我是冠军吧。那个时候我水平肯定是比他们好一点,但是那次比赛压力太大,因为你是专业的,人家没进专业,只能赢不能输,所以压力其实很大。

然后是1962年11月在安徽举办全国比赛,在那次全国比赛上首次实行了段位。那个时候的段位呢,就根据预赛的成绩分四个组,预赛成绩最好的就是在第一组,第一组是产生四段五段,成绩差就是四段,第二组就是三段四段,第三组是二段三段,第四组就是一段二段。我少年比赛打完了,回来就在安徽参加全国定段比赛。前面第一阶段打完了,我是分在第四组,第四组大概有这么十几个人。我拿少年冠军的时候,大概是安徽教练让两子水平。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算是高的了。在少年比赛的时候,像北京队有几个北京棋社的,像王力、翟燕生他们当裁判,比我大一点,大得不多,超过少年比赛的年纪了。他们看我的棋,因为我比较紧张,那个水平并没有得到最高的发挥。他们都认为安徽队在吹牛,说这个人让两子哪够啊,你看下这个棋,拿了冠军也是摇摇晃晃的。他们认为呢,安徽队吹牛,黄老师他们都吹牛。到了62年呢,我就跟他讲了,那岁数比我大得不多嘛,我说你吹牛能让我两,我们到全国比赛见。结果到全国比赛一分组,他也在第四组,我也在第四组,结果到第二阶段第四组十几个人我打了第一,所以我二段,他打不到前面去,他一段。后来63年因为我们都在北京国家队集训,他那个时候比我岁数大一点,儿童比赛、少年比赛不能参加,但参加集训队还是可以的。所以这批人就跟我们一起,63年的3月份到北京集训。那时候大概比一线的队员差,我在集训队第三组,就是年轻一点的在里面训练。

一直训练到年底吧,日本杉内雅男访华,就是那一年陈祖德五连胜,有业余的,有五六段的,有两个业余的,有一个在安徽跟这个杉田雅男让先,还有宫本直毅,桑原宗九,一起在北海,水平那时候其实还有明显差距,但是陈祖德那个水平发挥得算比较好,所以他先后上的五盘都赢了。让先赢在当时已经算是突破了,因为在此之前,我们的老前辈跟日本九段下让两子都不容易过关。我在那个时候因为没资格上场,我就做记录。我那一次正好给杉内雅男在北海做记录,他看当时中国小孩子下棋人很少,他在看我做记录,我也长得小小的,另外也有人说我小的时候跟杉田雅男有点像,杉内雅男个子也不高,鼻子比较高,可能也有点关系吧。他那个时候下棋都快,用不着像我们这样的一人三四个小时,他根本用不着,很快就把你砍掉了。赢了完了,他就找来翻译问我什么水平,下棋多少时间了。后来他主动地说我跟你指导一盘。让三子,他心目当中认为三子中国小孩可能根本挡不住,他也没有全力以赴,认为我就随便走走就完了。结果下了多半盘没下完,我还不认为我赢,他就是下了以后觉得,嗯,搞了半天,这我没把你当回事,还不错。所以他下了一多半,他就说:“这盘算你赢了,重新跟你下一盘。”那他实际上就是说第一盘我没把你当回事,我再认真地下一盘让三子考验你。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,但是那个时候呢,我们那个领队,因为那个时候(我们)赢日本一盘很难,我们小孩让三子,知道棋赢了,领队觉得也是一个成绩。下完了,人家还要跟我下一盘,那领队把我拉走,说换一个人去跟他下。那个杉田雅男搞得有点傻眼。举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,就是在63年我们差距还很大,让三子我是赢了,但是至少在杉田雅男的心目当中,如果再下,我能把你拿住。63年在北京一年集训,应该说虽然在第三组,水平肯定还是有提高。因为在北京的都是高手。

我真正起来的,是1964年,在杭州的全国比赛。那个时候的全国比赛跟后来的不一样,要下二十几天,大概有17、8盘,因为那个时候把一次全国比赛就当成一次非常好的练兵,一年就一次,甚至两年才能一次全国比赛,所以那个时候全国比赛比现在的国际比赛重视多了,因为没有别的比赛。63年底我们就回安徽了,散了。安徽在64年年初又搞了一个短集训,就为了64年6月份访日,就有个小的队伍集训,准备在这10多个人的队伍中选派6个人出国。我没资格。结果这次全国比赛,出乎意料的,算超常的发挥。开始下了7盘我只有6分,从那开始我赢了10盘左右,除了跟陈祖德和了,那些比我好的人都输给我了,在那以后一路赢上去,全国比赛我就获得了第五名。突然呢,由于我也起来了,还有别的年轻人都起来了,所以组队的思想临时就变了,就把64年访日的名额全部给了年轻的人,就连我们老师黄永吉这些人都不去。1962 年访日的时候,像过惕生、刘棣怀、黄永吉这些人都去了。那是第一次中国访日,李梦华带队。

那么,到64年一下子变成都是年轻人了。年轻人都起来了,不能说全面超越老一辈吧,但是老一辈明显地后退了。实际上,中国围棋1964年访日是一个标志,标志着新一代棋手真的培养起来了,像陈祖德拿冠军了嘛,吴淞笙大概是第二名吧。60年冠军是黄永吉, 62年过惕生是冠军, 63年没比赛, 64年全国比赛冠军是陈祖德。以这个为标志,老一代逐渐退出了第一线。我大概在那个时候访日下了9盘吧,有让两子的,有跟业余的,也有跟专业的。我下9盘赢了4盘。

何:64年您多大?

王:64年应该是17岁,18周岁不到。所以对于我来说,64年肯定是一个成长的,进入第一线的转折点。打第五名大家认为你可能还是偶然,到日本去我也赢了4盘,虽然对手不是很强。后来,我回来以后再集训。一个呢,你成绩还可以,第二个呢,学习还努力,也是听话,领导培养你肯定都是属于比较重点关注你的。其实那时候呢,像罗建文、沈果荪可能不比我差,但是到65年集训开始,分组的时候就已经把我以及陈祖德、吴淞笙分在第一组,把我们作为第一线(棋手)来对待。所以我实际上大概是在65年就算是成了主力队员。

大概就是66年,中日之间的交往就经常有了,64、65、66年都访日,我都是出战的队员。66年的访日有一个特点,就是日本要举行正式对抗赛(以前都是友谊赛),对抗的不是日本职业棋手,是日本业余的“四大天王”,就是日本业余界最强的。那个时候日本人认为呢,他业余最强的棋手不比我们差;我们自己认为业余的,我们也有可能赢,但是也没把握。出去之前想来想去,说万一输给日本业余的棋手,像陈祖德赢过九段什么之类的,1965年跟岩田达明九段,陈祖德分先赢了。当然分先赢了的前提是,您盯着人家下,下5、6盘。我有资格上一盘,吴淞笙能上两盘,如果是9盘的话,那几盘都是陈祖德下的,别人对九段上场的机会都没有。但那时候已经分先了,63年让先,到65年那时候是已经分先了。我那个时候(1965年)上一盘赢不了。所以跟日本业余棋手下成对抗赛的时候,我们自己心虚,说陈祖德别去,陈祖德去了,我们所有人都去了,再输给日本的业余棋手,实在不好看。所以呢,就以吴淞笙为首,我为副,还有黄良玉、黄进先、沈果荪。结果跟日本队5场对抗,一方5个人,我们竟然下了个6:19,这也是公开的。

何:这是真实水平了。

王:真实水平呢,我认为也不是,就是我们压力大,怕输给人家,对外我们讲业余,但实际上我们是专业啦,不叫职业,叫专业棋手。我们出国那时候好多人也不太适应,有一个赢一盘的,有两个不开壶的,连吴淞笙这样的主帅也只赢两盘,我赢三盘,一共赢了六盘棋,你说这棋怎么下,那也不代表我们的完全真实水平。越紧张,越怕输,就越发挥不了。

为什么紧张呢?还有一个原因。到1966年,国内 “文化大革命”已经开始动荡,6月份访日,国家队训练局已经贴出大字报了,已经不是一个平静的心态。那么,我在对抗赛上赢三盘,别人状态不太好,我肯定状态还算好的吧。跟梶原武雄下过,那是我第一次赢九段。“文革”以前,严格来讲,中国分先赢九段就赢了这么两盘。陈祖德赢了岩田达明,我赢了梶原武雄。然后就进入了“文化大革命”。

总体讲呢,如果以“文革”为界线的话,那么“文革”以前,陈祖德应该是最好,吴淞笙是第二,其他的话,日本人叫中国的“三强”叫“三羽乌”(或 “三羽鸟”)。日本人那个时候的判断是中国人是这三个。国内他们两个人(陈、吴)已经明显比罗建文、沈果荪等人强,我是介于他们之间,成绩比他们好,但是平时跟他们下不一定能赢。当时就是这么一个状况。那么大概这个时候呢,以我的这个水平,职业五段到不了,我认为四段可能差不多,在当时看。陈祖德、吴淞笙比五段肯定强一点,大概就这种水平。

三、特殊岁月


何:1965年,《围棋》杂志,有一个专栏,讲如何“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”,有一期也有你的一篇文章。您对那个文章还有印象吗?

王:我都不知道。

何:不记得了。

王:对。我那个时候成绩因为还可以,另外国家对围棋比较重视。1965年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回来,陈老总请客,在中南海,总理、贺龙、邓小平、李先念、罗瑞卿等中央领导人都出席。实际上是周总理请客,但是以陈老总名义请客。我们是在国家队嘛,国家队派两个代表,陈祖德和我去。那就算是见了那些领导。陈老总因为把我们看作自己一直培养的后备军,所以就把我们介绍给在座领导。周总理也知道,围棋是陈老总的爱好,所以在宴会上,总理站起来说:“哎,我们国家队下围棋的队员呢?上来上来,来来来,给陈老总敬酒!”陈老总给周总理敬酒,给所有领导都介绍一圈,都敬酒。陈老总跟邓小平讲,总书记要支持我们下围棋;跟李先念就讲,财政部长要帮我们把围棋要搞起来,对贺龙也是,拜托他们关照围棋。陈老总就一直跟我们讲,总理对我们很支持。所以那个时候呢,围棋的发展应该说很重要的一条是有赖于陈老总的。陈老总出国或者是回来都会见我们,刚开始还下两盘,后来他知道跟我们下不过,就不跟我们下棋了,让我们把比赛摆给他看。所以他一直是很支持的。      

一直到1966年12月,那时已经乱了。陈老总出来接见日本访华团,那时候最逗的就是,每人都摆一本《毛主席语录》。    

何:日本人以为是什么“武功秘籍”吧!

王:每个人比赛自己摆一本红宝书,那时候不敢不摆,倒也不是作假,日本人后来找一本来看到底有什么内容。国家队在1966年中日比赛完了就基本停止训练了,乱了,体委都乱了。运动队、国家队伙食还有得吃,当然住的也就差了。因为国家队训练也不保证了。

还有,1966年那个时候已经讲政治了,但是国家围棋队一个党员都没有,只有两个领队是党员,连个支部都建立不起来,一个党支部至少要三个人,国家队就准备培养陈祖德和我入党。大概到1966年3月的时候,政治风势已经比较凝重了,本来是把我们俩先解决,到了3月讨论的时候,因为陈祖德的家庭背景非常复杂,主要是他爷爷,非常的复杂。我也是“文革”当中后来他们领导告诉我的,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觉得陈祖德一定是更受重视重用了,成绩也好,所以应该一定是他先解决入党问题或者跟我同时培养入党。结果到三月,他的没解决,先解决王汝南,他们觉得,“王汝南家庭单纯,不会有风险,他(陈祖德)的家庭太复杂。”所以“文革”以前,国家围棋队就培养这么一个党员。陈祖德一直悬而未决。本来从党委的角度就是说绷一绷,那肯定是要解决他,因为那时候代表人物中没有党员,结果他的一拖就拖到80年代了。

后来,国家围棋队也要被撤销了。在撤销之前,军管会主任来给运动队第一批分配出去,到各省市就职的,算是送行也算是看望。他讲话讲别的项目还讲点好话,大家为体育事业做了什么,为了祖国贡献,唯独讲到围棋他突然说:批判“贺龙修”?批判“贺龙文化大修正主义”集团,说“吃饱了,喝足了,坐在那下围棋,不是修正主义是什么?”那次开会我们组三个人,黄进先、邵福棠、陈锡明大概他们这几个人,听得我们很难受。

后来我们国家队还是撤销了,尽管总理说要保留“种子”,结果他让我们先是去五七干校,待了4个月,回来以后就所谓的“种子”呢,其他队员都走了,就留了陈祖德、吴淞笙、还有我,上海的华以刚、曹志林、邱鑫,还有一个黄德勋,黄德勋当时在队员里面算是年轻的,我、祖德、淞笙当时已经是主力了,上海还有3个呢是年轻队员,但是当时主要是张春桥掌管上海嘛,围棋在张春桥心目当中都是陈老总的,所以呢,上海市委就要他们回去。这样他们三个人也走不了。所以就把这7个人一块,作为所谓的“种子”,留在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。

讲起来,跟人家讲是总理说要留“种子”,总理本来是针对你这个东西,你要把围棋队解散撤销,总理说围棋还有国际交流,要留“种子”。实际上这个语境就是很清楚的,是说围棋队不能撤销。后来总理讲了,“围棋队不是撤销的问题,而是斗批改的问题”,反而讲队伍批改的问题,是说你就地要改的,不是要撤销的。但是那个时候是特殊情况,因为我们军管会是“军委办事组”派下来的,虽然他们没有直接骂周总理,或者说直接反周总理,他不见得,但是他肯定不听周总理的。所以我们在五七干校待了4个月,回来以后呢,就在“三通”。到“三通”以后,你跟人家这么讲,人家工厂觉得你留“种子”跟我有什么关系,有什么道理嘛,只不过你跟人家联系去讲,打着总理的旗号要“留种子”,人家对你们客气一点。客气归客气,人家工厂就这条件,有几间平房给我们,大概三四间平房吧,里面一住,等我们一去一看,还有什么“留种子”,连个桌子都没有。后来还是去训练局,我们跟他讲你这个地方连个桌子都没有,那个经办的人从训练局拿了两张桌子过去。条件就这么个条件。

在那里面待了两年,1972、73年嘛,这两年过程当中,正好就遇到“九一三”林彪事件。林彪事件以后,说实在话,这时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了。在这两年当中,我们基本上在工厂没有怎么下棋,偶然有围棋爱好者找我们下棋,像清华大学几个老师,还有社会上偶然有一些围棋爱好者。聂卫平那时候在东北农场,有时候会跑回北京去找他们下下棋。主要下的可能还是吴淞笙,华以刚肯定也下,我下得都少。那两年棋技总的来讲没有什么变化,因为精神状态也不好。在工厂的两年,我们对工人也还尊重,我们自己也没什么太多的毛病,所以工厂工人对我们还是一直都很客气的,虽然我们跟人家一样上班,但是并没有给我们更多的压力,也没管我们。你保留不保留“种子”不管我们,这个也没人管。

那两年生活总体讲来呢,如果现在这个环境下大家不可理解,但是在当时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,大家也并没有觉得不能活了,因为都是这样,那些老干部那么大的官都搞到农村去,搞到工厂去,而且你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比,我们总是有工资,工厂条件总还是好的。所以,总的讲那两年,在工厂生活也算比较平静吧。

工厂把我们分在不同的车间,我们那个叫“四车间”,是保障性车间,不是生产第一线的车间。保障性车间就是所谓的电工、维修工、大修(就是机械、机器有的要大拆大卸,拿到里头来修),实际上是维修保障车间。我是在“小修”班。曹志林、陈祖德在“大修”班,黄德勋、邱鑫、华以刚因为他们年轻,就让他们也在维修车间,算“第一线”,就是开机床,开机床你就要盯着。像我们这个小修、大修,就不用死盯着,比他们舒服一点,开机床的肯定要辛苦一些。不是欺负他们,因为他们小一点,小一点你就学这个开床,有车床,有刨床,华以刚在什么床位我也记不很准了,反正他们是开机床的。我是在“小修”班,有这么五六个人吧。各个车间机床有点小毛病的,其实工人自己都知道,万一机床有毛病了,有的声音不对了,就叫你们来修,他去休息了。我那些师傅们呢,反正你不叫我们呢,我们就在班里待着,你叫我们,我们就来帮忙。我刚去的时候,什么也不懂,就给师傅拎个工具箱,他去检修,我们就一块去看一看。

过了一段以后呢,大概过了一年多,机床的小毛小病慢慢我也懂了,有时候师傅一听,听他的讲也不是什么大问题,他就会指派你跟他一块去看看吧。弄不好的再找别人,找找师傅;弄得好的,有的地方实际上是加一点润滑油,问题可能就解决了。所以工厂两年,总体讲呢,还干过一点什么呢,像我在那还给我分配过“红医工”,因为我在维修那些员工中我算年轻的,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特点,农村里搞“赤脚医生”,工厂里还搞过“红医工”。培训你这一点工厂的每个车间,每个班都培训一个人员工,多多少少懂一点,在工厂里还找我干过这个。

另外呢,我被他们抓去打乒乓球,那时候没有围棋队,但是有个乒乓球队。《一盘没有下完的棋》的两个编剧李洪洲和葛康同,他们也是在部队搞文艺工作,也是被路线斗争给弄下来了。弄下来以后,一个在起重机厂,一个在玻璃总厂。葛康同在玻璃总厂是分在工会里面负一点责任。他就利用这个呢,知道我们在“三通用”,想找我们下棋,但是也不认识我们,也没机会。后来他们就听说“三通用”的乒乓球队,知道我经常在那边打乒乓,他们就用这个机会,玻璃总厂约了我们“三通用”去打乒乓,借这个机会找我去,就认识了,就跟我下下棋。因为那一块工厂都离得比较近,都在现在的广渠门这一带,几个厂都在那边,所以他们跟我们接触多一点,后来也由于这个关系就引发出他们写《一盘没有下完的棋》。也是因为我们在工厂,若不是在工厂的话,他们也找不着我们。

这样待了两年,1971年,林彪事件已经出来了,中国访日,那时候中日没有建交,但是私下的关系开始解冻吧。由廖承志率团访问日本,中国各界都有代表人物。后来周总理也知道陈老总那时候已经过世了,周总理实质上心里也念念不忘围棋队这个事。后来就说你要有会围棋的人。陈祖德当时还在工厂,还没有完全出来集训。林彪事件是1971年,陈老总1972年过世,访日肯定是1972年。林彪事件发生的时候陈老总还在嘛。

在工厂当中,就是这两个事情印象比较深刻。还有就是我们刚到工厂没多久,日本那个安永一,1966年以后就“断”了。断了以后,人家一方面是有促进两国交流的想法,日本那个安永一就通过日中友协的人,联系到我们在北京见了一次,这个也算是那个时代当中的围棋活动的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吧。(待续)

——2016年7月22日访谈于汕头

——2016年9月21日访谈于株洲

——2017年2月25日访谈于上海

2017年2月25日,城市围棋联赛总决赛在上海举行。活动还来了不少棋界名流。25日晚上名人围棋联谊赛结束。在赛场,赶紧拉住王老,说还得请你说说做棋院院长的一段。于是,就在周围棋子的落子声,再一次听王老娓娓道来……

每次访谈,王老都是很快就能进入角色,并且说话极有条理。面对我没完没了的纠缠,王老也表现得极有耐心。如同他的指导棋,尽量为他人、为下手着想。其修养、涵养,让人感佩。

——原载王国平主编《棋文化全书 围棋丛书》之《口述史:我的围棋往事》(何云波著,杭州出版社2017年)

访谈手记:

对王老的访谈,断断续续,竟然持续了三次,在不同的城市,不同的场合。2016年7月22日,是应氏杯全国大学生赛在汕头举行。中间有很多围棋文化活动。那天上午约好在王老房间,聊了个多小时。组委会打电话来,说一些嘉宾准备去南澳岛,问我也去不?我说有事,就不去了吧!王老听了,说南澳岛还是值得看看,你去吧!我们见面机会多的是,以后再继续。访谈就此打住。

果然,两个月后,因为炎黄杯世界华人围棋联谊赛的机缘,我们就在株洲见面了。9月21日上午,在株洲美的万豪酒店,我们接着开聊。从文革说到世纪之交,王老正聊得兴起,一个电话又进来了,无法推辞,不得已再一次打住。

2017年2月25日,城市围棋联赛总决赛在上海举行。活动还来了不少棋界名流。25日晚上名人围棋联谊赛结束。在赛场,赶紧拉住王老,说还得请你说说做棋院院长的一段。于是,就在周围棋子的落子声,再一次听王老娓娓道来……

每次访谈,王老都是很快就能进入角色,并且说话极有条理。面对我没完没了的纠缠,王老也表现得极有耐心。如同他的指导棋,尽量为他人、为下手着想。其修养、涵养,让人感佩。

——原载王国平主编《棋文化全书 围棋丛书》之《口述史:我的围棋往事》(何云波著,杭州出版社2017年)